那是我离婚后报的班，学识字，学文化。
老师是个退休的老教师，教得很耐心。
我从最简单的字开始学，一天学几个，慢慢积少成多。
下课后，李杨在门口等我，告诉我这个消息。
他说得小心翼翼，一边说一边观察我的表情。
我安静地听完，点了点头：
“知道了。”
他似乎料想到了我的冷漠，又开口道：
“妈，我媳妇儿生了，是个儿子，你能去看看吗？毕竟你是孩子的奶奶。”
那时候我正在准备夜校的考试。
老师说我进步很快，建议我可以尝试报考初中结业考试。
我买了几本参考书，每天下班后都在灯下学习。
我摇摇头：
“不去了。”
我包了二十块钱的红包，托人带过去。
二十块，在那个年代不算少，是我大半个月的工资。
可我觉得，这是我作为母亲，能给李杨的最后一点情谊了。
又过了几年，我从夜校毕业。
这些年除了课本上的知识，我还读鲁迅，读巴金，读冰心。
读那些我年轻时只听说过名字，却从未真正读过的文字。
老师讲《伤逝》，讲子君的悲剧。我坐在课堂上，忽然就明白了。
一个女人，如果把自己的全部价值都寄托在男人身上，寄托在家庭里，那她的命运，就永远掌握在别人手里。
我开始尝试写作。
最初是日记，记每天的生活，记心里的想法。
后来胆子大了，给报纸投了篇小短文，写我学文化的感受。
没想到真的发表了，还收到了八块钱稿费。
我用那八块钱买了支新钢笔。
黑色的笔身，银色的笔尖，握在手里沉甸甸的。
我用这支笔，继续写，写我的故事，写我认识的女人的故事。
改革开放了，时代变了。
街上有了个体户，有了私营企业。
我用这些年的积蓄，租了个小门面，开了家裁缝店。
我手艺好，年轻时给全家做衣服练出来的。
店不大，可生意不错。
街坊邻居都愿意来找我，说我做的衣服合身，针脚细。
七十岁生日那天，我给自己放了天假。
关店，一个人去了趟北京。
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。
在北京，我去了tiananmen，去了故宫，去了长城。
站在长城上，风很大，吹得头发乱飞。
我扶着墙垛，看远处起伏的山脉，看蜿蜒的城墙。
忽然就想起很多年前，在村里的时候，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去县城看看。
后来到了省城，以为那就是全世界了。
现在我才知道，世界这么大。
而我，还有时间去看。
从北京回来后，我继续经营我的裁缝店。
时代变化越来越快，街上开始流行新式样的衣服，
我的店也跟着转型，从做传统的中山装、列宁装，到做西装、连衣裙。
我买了很多时装杂志，研究新款式，学习新工艺。
八十岁那年，陈老太临终前把她的房子留给了我。"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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